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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文物
孫中山致李曉生函時間再考
余齊昭

  2017年11月11日,《孫中山史事編年》《孫中山全集續編》發布會暨2017年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年會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舉行。筆者有幸被邀參加,并收到大會贈送的《孫中山史事編年》(以下簡稱《編年》)十二卷本和《孫中山全集續編》五卷本各一套。先睹為快,拜讀史料豐富、印制精美的《編年》時,發現孫中山解臨時大總統職后致李曉生函時間沿用王耿雄先生編《孫中山史事詳錄》之說,定在1912年4月3日(第三卷,第1307頁)。而《孫中山全集》則編在同年4月17日(第二卷,第342頁)。羅剛編著的《中華民國“國父”實錄》定為同年4月15日(第三冊,第1879頁)。皆誤。應為同年4月16日。

孫中山致李曉生函。圖片由作者提供

  一

  李曉生(李鑒鎏,1888一1970),廣東番禺人,出生于新加坡。1906年在新加坡晚晴園晤孫中山,當日即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赴英國,1911年考入倫敦大學波德斯學院讀化學。不久武昌首義,孫中山由美至英,孫邀李曉生一起回國。李隨孫一同回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李曉生任總統府秘書。

  為行文方便起見,現據李曉生公子李紓博士所贈影印件,將孫中山致李曉生函全文抄錄如下:

  曉生兄鑒:

  宋君嘉樹者,廿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廿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于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談之事。今宋君堅持弟住其家以話舊,亦得以追思陸皓東之事也。

  茲他親身來客店,取弟之行李,請將兩皮手包及一棉質杠及南京新買之皮袋共四件交他帶回便可。

  弟明日午后兩三點當來客店略談,然[后]赴自由黨五點之約也。弟擬送漢民、精衛、仲愷兄并兄等以最好之洋服,并托宋君帶公等往最好之洋服店做之,請兄等盡量做,多多益善也。

  此候

  晚安

  弟孫文謹啟 即晚

  孫中山在函中謂,明日午后“赴自由黨五點之約”,成為考證時間的重要依據。何日赴自由黨之約呢?論者因視角不同,結論各異。

  王耿雄先生在《孫中山史事詳錄1911一1913》一書中對此有詳細考證,他根據上海《申報》1912年4月6日《公宴卸任總統》一文認為,孫中山赴自由黨活動時間為4月4日,則于4月3日晚致函李曉生。孫中山4月3日下午由南京來上海,媒體報道“寓某君家”,他認為某君即宋嘉樹。至于上海《民立報》1912年4月20日刊登《自由黨記事錄》一文謂“十七日午后七時孫中山先生偕馬君武、胡漢民諸君到該黨本部,黨員開會歡迎”的報道,王先生則認為是以農歷二月十七日記事,農歷二月十七日剛好是陽歷4月4日(第262頁)。

  二

  1912年4月3日,解臨時大總統職的孫中山于下午五時抵達上海,“孫總統下車后即往哈同花園暫住”(《革命史中之大結束孫總統解職來滬》,上海《民立報》1912年4月4日)。解臨時大總統職的“孫逸仙君偕同總理唐少川于昨日下午五時乘坐專車來滬”,“聞孫君寓某君家,唐君則寓客利旅店”(《孫總統唐總理到滬》,上海《時報》1912年4月4日)。此處的“某君”未確指是誰。王耿雄先生考證是宋嘉樹。此結論多為孫中山論者所采用。

  筆者認為,4月3日晚孫中山住哈同花園無疑。

  孫中山當晚住哈同花園并不奇怪。如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美國經歐洲、香港返抵上海時,應哈同所請,即赴哈同花園會見伍廷芳、黃興、陳其美、汪精衛等多人,并在該處稍留。為安全與工作方便起見,當晚由滬軍都督府安排住寶昌路408號,法國工部局派員護衛住所。次日,黃興、滬軍都督陳其美在哈同花園歡宴孫中山。又如,1912年2月19日,孫中山夫人盧慕貞、女兒孫娫、孫婉,侄女孫霞,傭婦阿清,由鄧澤如護送從檳城抵達上海,“滬都督陳其美派員迎接孫夫人等,住于滄州別墅,下午孫哲生迎其母妹等遷寓于哈同花園。翌日入南京”。鄧澤如又于“3月25日隨同孫眷屬盧夫人及其女公子等由南京乘專車至上海,孫眷屬寓于哈同花園”(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正中書局1984年版,第84頁)。猶太富商哈同(1851一1931)與革命黨有聯系,對孫中山相當尊敬與愛戴,孫中山對他們夫婦也很信任。受哈同邀請,孫中山解職后的4月3日至6日即住哈同花園,與兩女會合(孫娫、孫婉從3月25日起一直住在哈同花園)。4月6日,孫中山為感謝哈同的盛情款待,特與哈同合影留念,合影者除孫中山與哈同外,還有孫中山的兩個女兒孫娫、孫婉,孫中山的秘書宋藹齡,顧問端納和他們的友人黃宗仰(《孫中山圖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頁中右圖)。6日晚,孫中山及其子女、隨員等赴南京,7日赴武漢訪問。4月14日晚由卾返抵上海。據《民立報》4月15日報道:孫中山“于昨日午后五時半抵滬,船泊高昌廟制造局。局中人未得消息,不及供張,擬電陳都督,孫君止之。旋自雇馬車,與從者偕赴三馬路客利旅館。孫君與其男女公子宿友人宋君之家。延見賓客則在匯中。孫君本擬即日赴粵,唯招商輪昨早已開赴香港,次當發者,乃泰順,泰順正在制造局船塢修理,非遲三四日不能行,故孫君不得已而滯滬也”(《孫前總統抵滬記》,《民立報》1912年4月15日)。

  這是孫中山返國就任臨時大總統至解職后媒體首次報道他住宋君(嘉樹)家。作為朋友,在解職后的不足半個月內,不可能前后兩次都住在同一個友人家,這也是常理。既然孫中山這次從武漢返抵申江時住宋家,就不太可能4月3日從南京抵滬時也住宋家。而且《民立報》也確指4月3日孫往哈同花園暫住。再者,4月3日孫中山是從南京抵滬當天就住哈同花園,行李是從南京運抵哈同花園的,而4月14日從卾抵滬時孫中山“旋自雇馬車,與從者偕赴三馬路客利旅館”。所以,孫致李函中有宋嘉樹“茲他親身來客店,取弟之行李”句。可見孫中山4月14日晚才赴宋嘉樹家住的。如果不是船期有誤,就沒有這段趣味盎然的歷史故事了。然而,《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孫中山4月3日及4月14日兩次抵滬時均住宋嘉樹家,有誤。

  三

  如上所述,只有4月14日那一次。為何會有這樣的誤差呢?筆者認為有如下兩個原因。首先,在孫中山致李曉生函中有“弟今解職來上海”句,一般認為是特指今天4月3日孫中山自南京解職后首抵上海這一天,如臺灣版《“國父”全集》即據函中“弟今解職來上海”之句而定該函寫于“1912年4月(當在四月三或四日)”。但筆者認為孫中山從4月3日后遍訪上海、武漢、福州、廣東,再至北京等全國各地,均可認為是孫中山解職后的訪問活動。如同年4月21日孫赴廣東途經福州時,在福州群眾歡迎大會上演講時開頭便說:“文以解職旋粵,便道過閩。”又如5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文中,就有“文適解職歸來”之句。從這些講話中就好理解孫中山4月14日訪問武漢后返抵申江時為何仍稱“弟今解職來上海”的含義了。

  其次,函中有“弟明日午后”“赴自由黨五點之約”句,這是確定孫中山哪天晚上致李曉生函的關鍵句。孫中山赴自由黨之約《上海時報》1912年4月6日《公宴孫中山》報道孫中山應李懷霜等人的邀請,出席4月4日宴會。報道全文如下:“昨(前)日午后七時,李懷霜、周浩、林與樂、周桂笙、謝樹華、楊鴻春、經潤山、營三、余菊農、劉藝州、潘月樵、汪炳、余伯陶十余人公宴孫中山先生及孫科、胡漢民、張溥泉、吳稚暉、馬君武、王寵惠、汪精衛、鄧家彥、陳英士、沈虬齋諸君于禮渣西餐館,王、汪二君因事未至。酒半,李君代表起致頌辭,并及自由黨事,請先生蒞任主裁。孫先生答辭,情懇意切,謂:黨派多少,足覘人民程度高低,今日政黨過多,宜亟謀聯合,鄙人對于自由黨極愿商榷政見云云。陳英士、吳稚暉二君各有演說,皆淋漓盡致。九時后盡歡而散。并聞當時有外人來攝一影,以為紀念。”《申報》也有類似報道。

  另外,《民立報》1912年4月20日又刊登《自由黨記事錄》一文:“十七日午后七時,孫中山先生偕馬君武、胡漢民諸君到該黨本部,黨員開會歡迎,由副主裁李懷霜君起言:我黨人公舉中山先生為正主裁,頗蒙提倡,我儕應起立以謝嘉惠,眾起立。次先生演說:當此共和時代,無論政黨、民黨,有監督政府之責。現在黨勢薄弱,恐難達此目的,唯具此心力謀進行,對于民黨前途,獲益匪淺云云。先生對于自由黨屬望甚殷,在座均感激也。”兩種報紙,前后兩次報道孫中山出席自由黨的集會,可在王耿雄先生編的《孫中山史事詳錄1911一1913》一書中考證為一次,認為“17日,可能是陰歷二月十七日,那天正是陽歷4月4日”。筆者以為這種推測證據不足。

  四

  兩次會議,不但時間不同,出席人員及人數也不同,開會地點、會議內容均各不相同,不能認為是同一次會議。

  首先,是時間不同,在沒有確鑿史料佐證17日是農歷(陰歷、舊歷)即陽歷4月4日時,應認為是陽歷4月17日。同是《民立報》,在同年4月18日刊登一篇蘇州自由黨支部《黨員開會》通知一文,中有“今定于舊歷三月一日假長春巷全浙會館開黨員大會”之句,特別指明舊歷三月一日,沒有特別指明的,一律以陽歷月日行文記事。因此,17日沒有特指舊歷(陰歷)則是指陽歷無疑。

  其次,兩次會議出席者及人數不同,在4月4日的宴會上東道主列名者有14人,客人并孫中山,列名者10人,參加者8人,而4月17日的會議,主辦方列名者只有自由黨副主裁李懷霜,而被邀者也只有孫中山、馬君武、胡漢民而已。

  第三,也是最大的區別,是開會的地點不同:4月4日宴會在禮渣西餐館,而4月17日開黨員歡迎會是在自由黨本部長春巷全浙會館的張園。

  第四,兩次會議內容不同,4月4日是公宴孫中山,在公宴會上公舉孫中山為自由黨主裁,孫中山應允(《孫中山史事編年》指孫中山“婉拒自由黨請任該黨總裁”,不確);4月17日是孫中山以自由黨正主裁身份到該黨本部接受該黨黨員的歡迎,何以見得孫中山已在4月4日公宴上接受了主裁職呢?因為4月17日這次會議一開始,副主裁李懷霜(4月4日前任主裁)起身發言就說:“我黨人公舉中山先生為正主裁,頗蒙提倡,我儕應起立以謝嘉惠,眾起立。”正因為孫中山在上次公宴上被舉為正主裁,所以4月17日“到該黨本部”接受“黨員開會歡迎”,與黨員見面并演說。此處所錄演說詞與《孫中山全集》所收錄的應是“同題異文”(第二卷,第343頁),而與4月4日在公宴上的講話不同,《孫中山全集》所定日期為1912年4月18日,誤。應為4月17日。已知孫中山赴自由黨之約為4月17日,因而孫中山致李曉生函時間應為1912年4月16日晩。

  此外,支持孫中山致李曉生函為4月16日晚觀點的另一重要佐證,就是收信人李曉生本人對該原函作的題跋,如下:

  “總理此函乃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府結束后命余隨侍游卾回滬時所賜。余玄歲家居養病,偶翻舊籍復發見之,迄今二十余年。總理既逝而函中諸子亦零落幾盡,加以國事蜩螗,外患日亟,又豈當時總理所及料哉。回首前塵,曷勝感慨。所稱宋嘉樹先生者,即宋氏夫人慶齡之父也。民國二十六年春李曉生謹識。”

  在此,李曉生確指該函是他隨同孫中山訪問湖北后回上海時所賜。孫中山從湖北抵達上海至赴粵,滯滬時間為4月14日晚至4月18日凌晨。然后孫于18日晨四時乘招商局泰順輪赴粵。又已知孫中山赴自由黨之約為4月17日,因此,孫 中 山 致 李 曉 生 函 時 間 為1912年4月16日晚,當無疑。

  ◎余齊昭,學者,現居廣州,著有《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等。

(來源:《南方都市報》)

版權所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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