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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評論
“華僑”這個詞 最早從廣州開始使用

  中國人的海外移民開始很早,至少從秦漢時期就開始了。但我們今天熟悉的“華僑”“華人”這兩個詞,出現的時間則要晚得多。說起來,他們的最早使用,和清末洋務派的一眾名臣分不開,而其中曾任兩廣總督的劉坤一和張之洞,便是最主要也是最得力的推動者。 

張之洞
 
劉坤一 

丁龍   

  華人群體向世人 

  展示中華文明的獨有魅力 

  有學者將海外華僑華人的歷史大略劃分為古代、近代、現當代三個時期。我們可以在每個時期中,又劃分出若干不同的時間段。每個時間段,由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各方力量的消長,對于這一群體的認識、理解,各有差異。但無論何時,以何種形式去往海外的華僑華人群體,都是中華文明的載體。在他們遷徙、繁衍、奮斗、創業的過程中,既向海外傳播了中華文明,也以海外的優秀文明成果反哺中華文明,促進了她的進步。 

  不久前,捐助北美第一個漢學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廣東華僑丁龍的事跡,經由大眾媒體的傳播和紀錄片的播送,打動了無數人。這位生前身份平凡、身后默默無聞的中國人,在1889年,將一生積攢的1.2萬美元(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數字)捐給了這所名校。此舉打動了他服務一生的富商卡朋蒂埃,以及當時的清政府高層,令之不斷捐出巨款、圖書,最終在各方都認為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促成壯舉。 

  經由媒體的報道,我們可以知道卡朋蒂埃在給哥大校長的信中曾經有這樣幾句話:“他不是一個神話,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這樣說,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卻生性高貴的天生的紳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種天性善良,從不傷害別人的人的話,他就是一個。”可以想見,這樣的評價,對于早期華人在異鄉的際遇,是彌足珍貴的。此外,一部分華商中國特色的衣著,以及中國風的儀態做派,都提升了華人在一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 

  學者樂正多年前在研究廣東旅美華僑團體時就指出,近代中西文化傳播是雙向的文化互動,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廣東僑民,“以保持完好的獨特的嶺南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文化的魅力,以粵語、粵菜、嶺南服飾、嶺南建筑為載體的中國嶺南文化因此而漸成近代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奇葩。”他指出,當西方人挾著征服者的余威和不平等條約所定下的特權,強行在中國推行西方文明的時候,懷著復雜的心境背井離鄉的華人群體中,人數最多的便是旅美粵人。這些人“也許地位卑微,少讀詩書,不識多少‘文化’,但他們不屈不撓的生活信念和堅持不懈的文化歸屬感,使中國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成為跨海之風吹向太平洋彼岸,使東方文化漸漸傳入美洲之域。”華人群體在飲食(特別是粵菜,據說早在1849年,舊金山就出現了一間“廣州酒家”)、建筑、戲劇、教育等方面表現出來的深厚積淀和完備體系,令很多西方人產生濃厚的興趣。 

  從“棄民”到“華人” 

  觀念轉變在清末發生 

  在明清很長一段時期里,海外的華人華僑,背負著來自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被封建王朝視為“海外棄民”,一方面是來自西方殖民者以及當地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在許多的文學、影視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于這種情況的反映。 

  封建王朝對于海外華僑華人群體的觀念轉變,大約始于19世紀中期。經歷了鴉片戰爭的震撼之后,清王朝的精英階層對于海外世界有了更多認知與理解,“開眼看世界”成為迫切的現實需要。1866年,清政府派63歲的斌椿等人赴英、法等國考察。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個赴歐考察團。這個考察團擔負著調查國外情況的使命,目的之一,是為未來中國向各國派出駐外使節做準備。出使途中,斌椿順訪了一批東南亞港口。華人在這些地區的生活與工作,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寫出了第一份清朝外交官有關海外華人的實地考察報告。雖然這個報告對華僑華人的著墨并不深入,但有學者認為,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清政府對這一群體的重新思考。 

  1868年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是由卸任的原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帶領的。同行的兩位團員志剛和孫家谷對海外華僑華人進行了更深入的觀察。特別是志剛,做出了一份關于舊金山華僑的詳細報告。照他的說法,當時那里已經有幾萬名華人,幾乎全部來自廣東省。他們有的從事商業,但更多地在當地的金礦干活。1848年,舊金山發現了金礦,世界各地的冒險家、淘金客,立即涌來,其中就包括最早的兩名廣東人。1849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25名;1850年達4000多名;1851年增至2萬人;1852年粵籍華工數量在此基礎上又翻了一番。據統計,19世紀50年代,平均每年有7000多廣東人到達舊金山,其中以臺山、開平、恩平、新會、香山、順德、南海、番禺等地最多。 

  此時,中國處于內憂外患之中,故而中國礦工受到明顯的歧視。比如,他們要向當地政府繳納兩美元的人頭稅,而其他國籍的礦工卻可以豁免。此外,中國人與歐洲人訴訟,必須有外國人作證,否則法庭概不受理。志剛對這些不平事表達了關注。有學者認為,很可能正是從這個時間開始,清朝的外交官以“同情心”來對待華僑。繼而隨著李鴻章、丁日昌等人的呼吁,清朝方面開始使用“苦力”一詞代指海外的華人群體,特別是從事體力勞動的群體,并逐步消除對華僑的舊偏見,對華僑問題開始有認真而切實的了解。中國第一個赴美留學生容閎,就曾受李鴻章委托,赴秘魯調查中國“苦力”遭受虐待的情況。限于當時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他們的努力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海外華人的艱苦命運,但華人群體的生存狀況,也的確在不斷地呼吁中,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 

  態度的變化 

  引發華僑的報國熱情 

  有研究者指出,1876年,兩廣總督劉坤一開始用“華民”和“華人”稱呼一般華僑,用“華商”稱呼舊金山的華僑商人團體。第二年,首任駐英大使郭嵩燾提議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的奏折中,用“中國人民”和“中國商民”稱呼一般華僑,用“紳商”特指東南亞的中國商人。接任劉坤一的張之洞,除了保留了“華民”“華人”“華商”的稱呼之外,還以“華工”代替了當時慣用的“苦力”稱呼。這些新名詞,逐漸為總理衙門和朝廷所接受,從而記入官方的檔案。也是在這一時期前后,我們今天熟悉的“華僑”一詞開始出現在駐外使節的記述中。 

  這種表述上的變化,表明了清政府對華僑態度的重要轉變,從過去的“海外棄民”變為不應再受侵犯的合法公民。19世紀末,經過數十年的艱苦奮斗,華僑社會變得更為富有,更有組織性,開始有能力與祖國保持更為密切的文化聯系。同時,清政府也增大了對華僑的保護力度,如積極鼓勵和幫助海外華人群體成立商會,發展教育等。一部分有號召力的僑領,如張煌言、張鴻南等,更被授予官職,以清政府的代言人身份,在海外承擔了部分外交、政治領域的職能。清政府還積極創造條件吸引華僑資本回國投資,如今我們看到的許多知名企業,源頭都可溯到早年的僑資公司。中國近代第一家華僑投資的機器企業繼昌隆繅絲廠,第二家僑資機器企業廣州電燈公司,第一個現代發酵工業企業張裕釀酒公司,就是其中代表。 

  有學者統計,自1862年華僑在廣州設立進出口商行開始,到1911年的50年中,他們在工業、銀行業、礦冶業、鐵路建設與運輸業、輪船運輸業、農林業等幾乎所有的民用產業領域和眾多的行業部門,開設了具有現代性質的企業。按照學者林金枝的統計,晚清時期華僑在廣東、福建和上海創立的企業總量達351家。這些具有開創特征的企業,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而如果沒有對“華僑”觀念的轉變,這一切,也許并不會發生。

  文/圖:記者 卜松竹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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