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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文博
政商助力 學術稱盛 粵中書板 流布九州
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其人終古不泯,晚清廣東圖書刊刻進入黃金時代

  廣東省博物館(以下簡稱“粵博”)庫房外的工作間里,數塊被油墨與時間打磨得發黑的清代木刻書板片,正靜待探究。我們所追尋的清代廣東出版業百年興盛的文化印記,就鐫刻其上。粵博藏品管理與研究部的工作人員說,這批書板數量不多,已清點的約有200塊,從上世紀60年代便已入藏。 

粵博四樓“廣東歷史文化陳列”區,一面墻上鑲嵌了若干塊清代木刻書板
1898年廣雅書局刊刻《孟子集注》,卷六第三十頁原板片(下)和書籍(上)仍存于世
清代木刻書板片上鐫刻著嶺南文脈

中圖北館曾存放包括《廣雅叢書》等在內的大批清代廣版圖書 

  按照規定進行拍攝與測量之后,我們帶著板片信息來到了它們的“故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圖”)。這里不僅是今日廣東省古籍保護中心的所在地,而且從圖書館1912年在廣雅書局舊址上建立起,包括學海堂、廣東書局、廣雅書局等刻印的圖書以及部分大型私刻圖書的板片(當年共計數十萬片),就曾經被保存在館內的藏板樓中,直至1938年廣州淪陷于日寇入侵。此后,這承載著嶺南文脈的數十噸板片,在戰火、城禍與天災中輾轉散失,于今公藏中僅能找到的,就只有粵博保存的零星部分了。 

  板片雖零星,卻還是為廣東省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倪俊明和秘書長林銳兩位古籍專家提供了關鍵的元素:其中有“廣雅書局刊”的那一張最為完整,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廣雅書局所刻的《孟子集注》,卷六第三十頁;板片上有“庚申補刊”及“學海堂”字樣的,應為學海堂所集清代前期漢學著作之大成的《皇清經解》在咸豐十年的補刻書板;書口上有“粵雅堂校”的,屬于十三行行商伍崇曜家刻的書板無疑;清晰可見書名《漢西域圖考》的,則是省城廣州西湖街富文齋同治九年的刻本……恰好代表了官刻、家刻、坊刻的典型。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得知,經這些板片刻印出的種種浩繁卷帙,原書都還基本完好地保存在今日中圖特藏部書庫中。恒溫恒濕,如珠如寶,就像后人欽敬這段歷史的誠心。 

  粵中稱最 

  清朝嘉慶之前,廣東板刻書籍無多,直到“經學名臣”阮元出任兩廣總督,于1820年開辦學海堂才有了重大改觀。阮元廣招時賢,輯刻了《皇清經解》183種、1400余卷,一舉匯集清前期74位經學大師的重要著作,藏書板于越秀山學海堂文瀾閣。從此風氣大開,官私刻書風起云涌,廣東刻書進入黃金時代。 

  “海內通儒”陳澧長期主持學海堂、菊坡精舍時,書院師生大規模寫作、校勘并刻書成為一時風尚,學術與出版相交互,南粵文興為人矚目。及至1868年,廣東書局依托菊坡精舍一建立,陳澧就主持重刊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這套書基本涵蓋清乾隆之前所有古代典籍的提要,為清代以來學人公認的“不可不看”之書,從此有了與殿本、浙本并稱的第三個版本:粵本,足可見當年廣東刻書之雄心物力。 

  隨后,廣東書局一連刻印了《十三經注疏附考證》346卷、《通志堂經解》1792卷、《古經解匯函》附《小學匯函》283卷,加上此前輯刻的《皇清經解》,西漢至清代大部頭經學叢書得以貫通,且都藏板于越秀山麓的學海堂、菊坡精舍。今又早春二月,山腳下那棵三百歲的木棉樹(今位于中山紀念堂南門內側)如期盛放,它一定還記得,曾“蠲俸金數萬”支持廣東書局的兩廣鹽運使鐘謙鈞當年喜不自禁地感慨:“有此四大編同在一山之上,可謂藏之名山者矣!”這一番出版景象氣勢如虹,難怪引時人驚嘆:“……近數十年間,海內經生,粵中為多,刊行經部之書,亦粵中稱最。” 嶺南學術遂在清朝初年的沉寂后,風評為之一變。 

  廣雅之盛 

  到1887年晚清重臣張之洞上奏建立廣雅書局時,規制更盛。廣雅書局先后刊印了典籍362種6254卷,數量質量均居全國官辦書局的前茅。廣雅每書必經三校方才付梓刊板,故卷末會附有初校、復校、再復校人的姓氏、籍貫,以示慎重,版本質量于“海內負有盛名”。 

  1907年,廣雅書局又專門增建藏板樓,將自家的板片和學海堂、菊坡精舍及伍崇曜、潘仕成等家刻的典籍板片一并收貯,數十萬張分類入藏,自此統稱為“廣雅板片”。 

  1917年,著名收藏家、版本目錄學家徐信符成為這批板片的守護者,他領導著從屬于廣東圖書館的廣雅板片印行所,短短兩年多時間內便從中清理出板片大小一致者154種,編為《廣雅叢書》再次印行,享譽全國。不久,該叢書中的93種史部要籍被編成廣雅《史學叢書》出版,又致學界追捧。胡適當時在北京大學演講,曾高度評價:“學海堂之《經解》,廣雅書局之《史學叢書》,為廣東兩大不朽名著,是時均得流布,居然紙貴洛陽矣!”此話雖只及于點,亦不失為對晚清以降廣東刻書業極盛之面的一種概括。 

  刻工聚集 

  走在今天的羊城北京路、西湖路、龍藏街一帶,不時有書店映入眼簾,有心人或許還能感受到當年書肆刻坊成行成市的余脈。清代這里曾是廣東刻書印書的集散地,許多累代經營、官刻私刻皆可承印的書坊,于此接待著官僚仕宦、文人學者或豪紳巨富,同在一個崇文愛書的嶺南文化生態圈中,往來生息。像前面提到的富文齋,就在西湖街傳承經營過百年,既承印學海堂、廣雅書局的官刻,也自行刊刻了如廣東學者李光廷的《漢西域圖考》這樣有特色的學術名著。 

  至道光、咸豐年間,最興旺時廣東有書坊200多家,數量之多已僅次于北京、蘇州,在全國居于第三位。有趣的是,當時刻工最為集中的全國知名地在順德馬崗,婦孺皆能刻書,價格比他地低廉。所以一面是外省來游的文人將此作為奇聞記下,另一面則有精明的蘇州書商攜書入粵至馬崗刻板,刻成后將板片帶回江南印刷,充作“蘇板”以降成本。 

  富商資助 

  在省博所見的板片中,書口有“粵雅堂校”字樣的頗多。中圖專家告訴我們,這承載的是十三行首富伍崇曜和第一流嶺南學者譚瑩這一對世交好友的刻書佳話。伍崇曜素愛風雅,以粵雅堂為校輯之地,譚瑩生平博考粵中文獻,凡遇罕有珍本必告知伍氏出資匯刻,二人以終生之誼為后人留下了《嶺南遺書》《粵雅堂叢書》《金文最》《輿地紀勝》等兩千多卷鄉邦文獻為主的書籍,輯印叢書為南粵之首。因此張之洞將伍崇曜保存文脈之功,與另外三位安徽、江蘇的知名刻書家并稱,感嘆“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 

  與“粵雅堂之伍”并稱的,尚有“海山仙館之潘”,即以鹽業起家的富商潘仕成。潘氏在廣州荔枝灣筑荔香園,又號海山仙館,以此室名而刻書、刻帖,名動一時。其中影響最大的《海山仙館叢書》凡56種,在引進中西科技地理文獻方面獨辟蹊徑,例如所收入的傳教士利瑪竇口授《幾何原本》、湯若望口授《火攻挈要》等,都是西學東漸的知名讀本,澤被后世。 

  書的故事,也就是人的故事。勢的興起,皆因人的執著。 

  一套套嶺南大書背后,可見許許多多動情的人事,官民合力,商士同心,師生傳承……直至今日,廣東一地尚有“廣州大典”“嶺南文庫”“全粵詩”等領先全國的重大出版工程在賡續這書香文脈,將地處中西樞紐、兼具神州故德與時代新機的風姿展露無遺。 

  陳焯獨力覆刻 《二十四史》逾三千卷 

  延伸 

  陳焯,室名葄古堂,廣東新會人,家境殷實,喜好藏書。當時,《二十四史》除了皇家的武英殿本,以及同治年間的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省官書局合力編印出版過,此外尚無其他版本,民間覓書不易。陳焯因此發愿,延請通儒多人,在其居所新會北園別墅,歷時6年,獨力耗資覆刻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3314卷。刻印工程之浩繁、所費薪資之巨,僅以龍井茶招待一項而論,就每月須數十金,其他薪俸等尚未計入,但陳焯絕無吝嗇。全書于1869年刊竣,版式規整,行格疏朗,字大悅目,為清代廣東輯刻卷數最多、規模最大的叢書,堪稱私家刻書之典范。 

  倪俊明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廣州大典》編輯部主任 

  訪談 

  廣東刊刻官民合力,商士同心,師生傳承 

  商盛助推文興 

  羊城晚報:從廣雅板片所印行的這批古籍來看,廣東晚清時期的刻書有什么特點? 

  倪俊明:我以廣雅書局為例來說。張之洞特別注重圖書的質量,他專門聘請一批知名學者擔任書局編校,嚴格的編輯校刊是其突出的特色。在出版內容上,廣雅書局非常重視刊刻清人經史著作,尤以史學著作最顯著。僅后來匯編的《廣雅叢書》中收載的史部著作就達九十多種,如再加上未收入該叢書中的《元和郡縣志》《讀史方輿紀要》《資治通鑒考異》等,史部著作幾乎占廣雅書局刻書的一半。 

  羊城晚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在全國以出色的地方文獻收藏與整理著稱,這是否與廣東晚清以來興盛的刻書業有關聯? 

  倪俊明:中山圖書館1912年就是在廣雅書局的舊址上建立,最早叫“廣雅書局廣東圖書館”,繼承了廣雅書局的圖書及板片。晚清學海堂、廣雅書局刊刻了很多廣東學人的著述,行商刻書更基本上全都是地方文獻(比如伍崇曜輯印的《嶺南遺書》就很典型),這就奠定了我們古籍地方文獻館藏的基礎。 

  民國初年又設立廣雅板片印行所、廣東省立編印局,進一步在晚清刻書業基礎上拓展了古籍的整理出版業務。1941年省圖在粵北復辦時就設立地方文獻專藏,這在近代中國圖書館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代代傳承至今,我們的地方文獻藏書規模也是全國圖書館里最大的。 

  羊城晚報:晚清以降,廣東社會進程中是否存在這樣一條歷史的線索——商盛背后尚有文興? 

  倪俊明:是的,晚清以來,廣東的確在繁榮商貿的基礎上,官府積極調配資源,民間力量大舉助推,于是以興學、刻書為標志出現了文化興盛的局面。阮元、張之洞兩位大吏對于學海堂、廣雅書局的推動有目共睹;曾任職兩廣鹽運使的鐘謙鈞等官員,也曾調用鹽務收入維持廣東書局的刻書事業。在民間,靠經貿致富的大商人如伍崇曜、潘仕成、陳焯等素愛結交文士,資助學術文化事業之舉尤多,他們不吝于耗費巨資刊刻典籍,灌溉嶺南的學術文化土壤。財富向文化業的流入成為一時風氣,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受眾參與到圖書的生產與消費當中來。 

  羊城晚報:進入21世紀以來,歷史文獻叢書《廣州大典》的整理出版承前啟后,您能介紹一下相關情況嗎? 

  倪俊明:《廣州大典》賡續明清以來廣東輯印鄉邦文獻的優良傳統,對廣州古籍歷史文獻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是晚清學海堂、廣雅書局等刻書之后的又一新高潮。 

  《廣州大典》從海內外廣集珍貴底本,影印收入了1911年之前廣州人士所著述、有關廣州歷史文化的著述以及廣州版叢書,共4064種,影印編成520冊。“大典”力圖最大限度保留廣州文獻的“原生態”,不做人為裁選。這一大批古籍珍本以往散布于海內外圖書館或私人藏家手中,現在通過文獻載體的更換與復制,變得為人所共知、為人所易得。這種“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正是晚清以來嶺南先賢們刻書印書熱潮背后的驅動力,也是我們在今天力圖傳承的一種信念。 

  文/記者 鄧瓊 圖/記者 周巍 

  聯合主辦: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 羊城晚報社 

(來源:《羊城晚報》)

版權所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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